鲁大荒 @AISERLU
#MIDJOURNEY #CHATGPT #AIGC
引言和背景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指政府向所有公民定期支付一笔无条件的现金,以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这一理念近年重新受到关注,部分原因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发放现金援助的实践让UBI的概念更加具体。支持者认为UBI可简化繁琐的福利体系、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并为社会转型提供安全网;反对者则关注其财政成本巨大、对劳动动力可能的消极影响,以及实施上的挑战 。本文将系统分析UBI在技术上的可实现手段、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并结合2020年后的最新实验数据和各国案例,评估UBI的可行性和替代方案。
(本文由Deepseek撰写研究框架,ChatGPT Deep Research完成深度研究)
技术对UBI的赋能
现代技术进步为UBI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包括区块链与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算法动态调整支付、智能合约自动发放等:
-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 区块链技术可以打造去中心化、透明且高效的UBI发放平台。利用加密数字货币进行支付,可以减少对银行等中介机构的依赖,降低交易成本并加快发放速度。例如,有项目尝试发行由政府背书的稳定币,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向公民定期支付UBI。加密货币的可编程性也允许对UBI支付加入规则,例如只有真实身份认证的人才能领取,防止一人多领等欺诈。从实践看,多个草根项目已探索“链上UBI”:如Circles UBI项目在以太坊侧链上创建,每人每小时自动生成代币CRC用于社区内交易;再如世界币(Worldcoin)计划通过虹膜扫描验证身份,向全球用户发放代币形式的UBI。然而,这些尝试也暴露出挑战:身份识别和防止“一人多号”(Sybil攻击)是区块链UBI的难点,需要生物识别或社会信任网络来确保一人一份。技术上,去中心化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也需解决——如Circles在柏林的小规模试点因智能合约漏洞、账户冻结等问题而受挫,许多参与商家将90%的代币兑换成法币,难以形成闭环经济。总体而言,区块链为UBI提供了自动化和透明的新途径,例如智能合约可以编程设定每月定时将款项直接发至个人数字钱包,无需人工干预。这种自动化发放减少了行政成本和人为错误,并留下不可篡改的记录以供审计。此外,使用稳定币支付UBI还有助于防范某些国家本币的高通胀风险,将币值与美元等锚定,保护受益人的购买力。当然,大规模采用数字货币发放UBI还取决于普及率和政府监管,但技术趋势表明未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越发完善,将为UBI实施铺平道路。
- 人工智能动态调整: AI可以在UBI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中发挥作用。一方面,人工智能可用于经济状况监测和预测,动态调整UBI支付水平。例如,AI模型实时分析经济增长、就业率、通胀等指标,建议适时提高或降低UBI金额,使之既保障基本生活又避免过度通胀压力 。这种“算法决策”有望减少纯政治决策的滞后性和偏差,以更科学的数据为依据管理UBI基金。另一方面,AI可以帮助制定个性化的支持措施:虽UBI本身是统一金额,但可以想象在UBI框架下叠加AI指导的专项补助(例如对高成本地区居民自动多发一些,或对失业率上升时期临时增发),形成一种灵活的社会保障“调节器”。此外,AI的应用还包括防范欺诈、优化支付渠道,以及模拟UBI对劳动力市场和消费的长期影响,协助政策制定者提前评估方案效果。然而也有观点提醒,不应对AI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前景夸大其词。从历史看,每次技术革命虽伴随对就业的担忧,但社会往往通过渐进调整度过转型,无需急剧采用UBI这种“激进”政策。若未来AI真比预期更快地取代工作岗位,各国也能如疫情期间一样迅速地实施紧急现金转移,因此UBI并非一定要预先常备。总之,AI可为UBI的实施锦上添花:提供智能决策和精细化管理,但UBI政策本身的必要性仍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
- 数字身份与支付基础设施: 技术赋能UBI的另一个关键是在数字身份和支付渠道上。实行UBI要求准确识别每一位合格公民并为其建立安全的收款账户。如今许多国家推行数字身份证和生物识别系统(如印度Aadhaar)以及移动支付体系,这为UBI大规模发放奠定基础。发展中国家的UBI试验往往借助移动支付:例如肯尼亚的大规模UBI实验通过移动货币平台M-Pesa向偏远村庄居民每月转账,极大降低了现金派发的物流成本和风险。发达国家则可利用已有的银行电子转账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系统,将UBI资金直接转入每个人的账户或数字钱包。疫情期间,美国财政部和IRS在数周内通过银行转账和支票向大部分公民发放了数轮现金补助,显示出现代金融系统的覆盖面和执行力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平,未来若实施UBI,完全可以凭借电子系统定期划拨款项。技术也使得透明度提升:借助数字记录,可监测UBI资金是否按时足额到位、追踪总体流向,增强公众对项目的信任。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只是工具,不能解决UBI的所有问题。例如,有学者指出单靠技术和UBI发钱不足以根治不平等或气候变化等深层次矛盾——UBI必须融入更广泛的政策架构。但总体来看,区块链、AI和现代金融科技为UBI从理念走向实践插上了翅膀:更高效、公平和弹性的发放机制正在成为可能。
财政可持续性分析
推行UBI面临的最大现实挑战之一是财政可行性。全民每月一笔现金的总成本十分庞大,需要明确资金来源并评估对宏观经济(特别是通胀)的影响。本节从税收负担、福利替代和通胀效应几方面分析UBI的可持续性。
- 成本规模与税收负担: UBI的总预算取决于发放标准和覆盖人群。以美国为例,若每位成年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杨安泽所提“自由红利”方案),每年总成本约达2.8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10-15% 。如此巨额的支出需通过增税或其他收入筹集。杨安泽提议通过实施10%的全国增值税(VAT)以及金融交易税、碳税等,再将部分现有福利项目整合节省支出。然而据独立估算,这些措施每年约筹措1.29万亿美元,加上一些福利削减,仍有约1.5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要实现收支平衡,必须提高税率或降低发放标准:模型显示,将UBI降至每人每年9000美元并把VAT提高到22%,才可能做到预算中性。在欧洲,高税收福利国家同样发现全额UBI成本惊人。例如芬兰在试验后估计,若给所有成年人发放相当于失业金水平的基本收入,财政压力无法承受,因而未继续推进。这说明UBI若要大范围实施,税收负担会明显增加,需要社会对增税有共识。可能的税源包括:增值税(广泛征收消费税,可覆盖所有人消费,但需配合UBI返还以免累退)、累进所得税或财富税(对高收入/财富者加税用于支付UBI,使UBI在富人处抵消、一种再分配)、资源税收(如石油矿产收入,如阿拉斯加和部分中东国家将资源收益转为公民分红)等。另外,削减和替代部分现有福利也是筹资手段。例如取消一些有条件援助项目,把腾出的预算用于UBI;这在理论上减少了政府部门运作成本。但需要平衡的是,原福利往往定向帮扶弱势群体,而UBI均等发放可能**“撒胡椒面”,使最贫困人群得到的净救助反而变少,除非配套额外措施。例如印度的分析指出,政府每年对穷人的各种补贴和福利总额超过7万亿卢比,若直接平分给全国家庭,每户可得每月约2500卢比,或集中给底层60%家庭则可达每月4000卢比。这表明UBI在财政上并非全无可能**:通过整合低效开支和适度征新税,可以筹集相当于GDP若干百分点的资金来支持UBI。然而,这涉及庞大的利益再分配,政治阻力不小。而在一些资源富裕国,UBI有天然财源:伊朗和蒙古曾利用能源/矿产收入在全国实施现金分红;巴西马力卡市用油价版税收入为四分之一市民提供基本收入。总之,UBI的财政可行性在于找到稳定且广泛接受的筹资途径,小规模试点可以依靠慈善或地方预算,但全国推行必须有长久税源或收入。从实际看,目前还没有哪个主要国家完全实施UBI,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缺口难以填补。未来,随着自动化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和企业利润,新型税收(如“机器人税”)或全民分享技术红利的机制也许会浮现,为UBI提供财政基础。
- 通胀影响: 大规模直接向全民发钱,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理论分析认为:如果UBI的资金来源于增加货币发行(“印钞”)而非现有收入,那么等量的商品和服务对应更多货币,可能推高物价。不过,如果UBI通过再分配现有收入实现(如提高税收将富人闲置资金转给中低收入者消费),则通胀压力相对小,因为只是改变了购买力的分配而非总量。实际经验中,目前的UBI试验规模都相对有限,对整体物价影响不明显。例如加拿大安省在2017-2018年进行了一项基本收入试点,给低收入者每年约17000加元保障收入,虽然未持续完整周期,但在实施期间当地并未观察到物价因之异常上涨。一项针对加拿大及各国现金转移的研究指出:“没有证据显示基本收入会导致通胀”。相反,在通胀高企时,基本收入还能帮助居民抵御物价上涨的冲击,确保基本生活无虞。另一个参考案例是阿拉斯加:自1982年以来,该州每年向全体居民发放石油红利(平均每人每年约1000~2000美元)。学者比较了阿拉斯加与其他州的经济,发现阿拉斯加的价格水平并没有因为长期全民分红而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劳动力供给也未受负面影响。这表明小比例的全民收入对宏观经济并未造成失控的通胀。不过需要注意规模:阿拉斯加红利仅占居民收入一小部分。如果是金额足以支撑生活的全面UBI,其总量占GDP比重远高于阿拉斯加红利占该州GDP的比重,对物价的影响需认真评估。在伊朗,2010年开始的现金补贴计划每人每月约40美元,覆盖绝大部分公民,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8%。实行后伊朗通胀确实走高,一度突破40%,但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同时取消了能源价格补贴,燃料和电价猛涨直接推动了物价指数,并非发钱本身使人们疯狂追逐商品所致。此外,伊朗后来因制裁等宏观因素也出现通胀,与UBI的因果难以剥离。因此伊朗经验对“UBI是否必然引发通胀”问题提供的答案是含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UBI筹资方式很关键:如果完全靠赤字印钞,无疑有通胀风险;如果靠增税或调剂财政存量,通胀效应就低很多。有经济学者指出,大部分通胀来自供给冲击或超发货币,而非收入再分配。综上,UBI本身并非通胀之源,关键在于执行过程中是否超出经济产出增长的承受力。稳健的做法是将UBI水平定在经济可负担范围内,并在实施后密切监测物价和市场反应,必要时由中央银行和财政政策进行调节。很多UBI方案也建议逐步推行、试点先行,就是为了评估经济影响、避免一次性冲击市场。总体来说,在产能充足或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例如自动化提高了供给能力),UBI所增加的消费需求完全可以被经济吸收,不会出现恶性通胀;但若经济供给刚性、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下强行大量发钱,确实可能推升部分领域价格。货币政策也可以与UBI联动:有学者提出用UBI取代引入式量化宽松,在需要刺激时发放更多UBI,经济过热时减少发放,实现类似“人民直升机撒钱”的逆周期调控。
- 福利体系的整合与替代: 实施UBI往往意味着对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调整。一个思路是用UBI替换掉某些现有福利项目,以简化体系、提高效率。例如,把失业救济、贫困补助、食品券等都取消,腾出的预算支持UBI,同时因为UBI覆盖全民,不再需要繁琐的资格审查,从而节省行政开支和避免“漏救” 。这种全盘替代在政治上很有争议,因为赢家和输家明显:此前只能拿到针对性福利的最弱势群体,可能从UBI中得到的金额低于原有补助,而原本不享受补助的中等收入群体则获得了新收益。一个折中方案是实行部分UBI,即基本收入作为地板,原有针对特殊困难的项目仍保留。例如,低收入者除了拿UBI,还可以领取住房补贴或残疾人津贴,但UBI取代了普惠的部分。这需要精心设计,避免让UBI变成增加财政负担的“叠加层”,又避免过度替代使最弱者受损。芬兰2017-2018年的UBI试验就是有条件替代:实验组的失业者改拿560欧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同时取消了之前领取的失业金等等额福利,所以他们实际得到的钱并不比过去更多,只是形式变了。结果这些人就业情况与继续领失业金的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但主观上更幸福、压力更小。这表明福利制度的形式(无条件 vs 有条件)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UBI消除了福利陷阱,让人领取补助时不用担心一旦工作就失去补助,从而提高了劳动激励兼容性。一些受试者愿意接受低薪或临时工作,因为有UBI兜底,不怕收入波动;另一些人则利用这份保障更加从容地择业或培训。可以预见,如果大规模实施UBI,政府的传统福利部门职能会大幅转变,更少做资格审核,而更多关注提供公共服务(如就业培训、医疗教育等)。UBI也可能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因为它按人头发放,天然具有进步性效果(如果资金来源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或净获益)。例如有研究估计,阿拉斯加长期的石油分红将该州贫困人口比例降低了20%–40%,起到了显著的减贫效果。总之,在财政可持续方面,UBI要求开源(合理征税或利用资源收入)、节流(整合低效支出)、防通胀(控制发放规模和节奏)三管齐下,才能长期运行而不引发财政和经济问题。
社会影响评估
UBI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其影响将涉及公平正义、劳动就业、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结合各国试验和研究,我们评估UBI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
- 公平性和公众接受度: UBI支持者强调其普遍性带来的公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获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无论其阶层、就业状况如何。这消除了传统福利中常见的“漏掉真正需要的人”或“不该拿的人却拿了”的问题 。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贫困线识别不准确,导致一些穷人被排除在补贴名单外,而一些关系户却能领取补贴。UBI一刀切发给所有人,就没有这些识别误差,每个人作为公民按资格自然获得,这被称为权利型公民分红。同时,普遍性减少了污名效应,领取者不再被视为“救济对象”,而只是享有公民权利。这可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人们的尊严感。然而,也有人质疑UBI是否真正“公平”:因为水平公平不等于垂直公平。给每人同样的钱,看似平等,但富人不需要这点钱而穷人其实需要更多。批评者认为,与其把有限财政蛋糕每人分一点,不如集中资源帮助最弱势群体,这是另一种社会正义观。此外,UBI若主要靠中产和富人缴税来供给,却又把钱同样发还给他们一份,似乎是“左手进右手出”,增加了税收和返还的行政往返。但支持者会说,富人通过税收实际上是净付出,穷人才是净受益,所以UBI在分配上仍是劫富济贫,只是方式更简洁透明。公众对UBI的接受度各国不一:一些调查显示欧洲国家民众态度分化(如瑞典人较冷淡而南欧民众支持度高),态度与对税收增加的看法相关。在亚洲,韩国等地的青年基本收入试点提高了政策认知度,许多年轻人对全国推广UBI表示支持,视其为应对未来不稳定性的保障。不过,也存在舆论担心“养懒人”“社会不劳而获风气”之类,这需要用实证结果来澄清。
- 对劳动参与和就业市场的影响: 这是UBI争议的核心。反对者担心无条件给钱会削弱工作动机,使人选择闲暇,劳动供给下降。而支持者和经验研究指出,适度的基本收入未必导致大规模“游手好闲”,反而可能让人更有能力追求合适的工作或创业机会。现有多项实验证据总体倾向于劳动力影响很小。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在1970年代进行了负所得税形式的基本收入试验,结果工时略有下降但幅度不大,每户每周减少几小时,多集中于育儿母亲和在读青年,主要是他们将时间投入家庭照料和继续教育。最近的案例包括:
- 芬兰 (2017-2018): 2000名失业者每月560欧元无条件基本收入,两年后与对照组相比,就业率几乎没有差异。虽然UBI组既没有显著增加也没有减少就业,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对未来的信心明显更好。有趣的是,一些UBI领取者敢于接受临时或低薪工作(因为不用担心因此失去福利),实现一定就业;也有人利用UBI缓冲而拒绝了不理想的工作机会。总体来看,财务激励并非就业的唯一决定因素,人们在有保障的情况下可能更主动寻找“合适的”工作,而非任何工作。这挑战了传统“只要给钱就会懒惰”的假设。
- 美国斯托克顿 (2019-2020): 该市125名低收入成人每月获得500美元,无条件发放两年。首年结束时,领取者的全职就业率从28%提升到40%,而对照组仅从32%增至37%。也就是说,UBI组全职就业比例净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比未领钱者高出显著幅度。研究者将此归因于受益者有了经济缓冲,更能投入求职、接受培训或尝试新职业,最终改善了就业状况。同时,健康和压力指标也改善,焦虑抑郁水平降低。斯托克顿实验有力地反驳了“发钱让人变懒”的直觉,在经济压力减轻后,人们反而更有条件工作。
- 肯尼亚农村 (2018-至今):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UBI随机实验,由非营利组织GiveDirectly实施。在近200个村庄中,数千名成人持续收到每月约22.5美元的现金(相当于当地贫困线的70%左右)。初步两年结果显示:领取UBI的群体没有减少工作时长,与对照组相比总体劳动供给无显著变化。不过工作性质有调整——他们从低薪体力劳动转向了更多自营劳动(如开小店、养家禽),即更加自主创业。有了长期12年的稳定预期,村民更愿意储蓄和投资,比如购置农具、扩建住房。这表明UBI提供了安全感,鼓励人们进行长远打算而非日复一日维持生计。重要的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现金导致了酗酒或懒散增加。
- 印度马德亚邦试点 (2011-2012): 在乡村的两个试验中,数千村民每人每月获200卢比(后提高到300卢比,约合当时几美元),持续一年半。结果相当振奋人心:营养和健康指标明显改善,儿童入学率提高;农户购买了生产资料开展副业,尤其在部落村,从给人打工逐渐转向经营自家农田或小生意。在劳动力方面,并未观察到成人劳动参与下降,反而由于更健康和有资本,不少人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女性地位提升,她们在家庭经济决定中话语权变大。总之,这些乡村变得更繁荣而不是更懒散。这与伊朗全国性的现金补贴效果相似:研究发现,伊朗实施全民现金补贴后,总劳动供给没有下降,甚至女性和自营劳动男性的参与度有所上升 。学者总结:“该计划未对劳动力供应产生显著影响”。当然,需要强调这些实例的UBI金额相对不高,刚好补足基本需要但不足以让大部分人在经济上完全脱离工作。在较高福利国家,如果UBI金额非常慷慨,可能会有更明显的工作减少倾向,不过目前没有这样的实验数据。
综上,大部分试点与研究都未发现UBI导致严重的“劳动懒惰”问题。相反,其积极影响包括:提升受助者的选择自由(不必为了糊口接受剥削性工作)、促进创业和技能提升(有缓冲资金可以承担风险)、改善工作匹配度(有时间寻找更适合的岗位)。UBI或许会让一些人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去照顾家庭、上学或从事志愿活动,但这未必是社会负效应,反而可能增进总体福祉和长期生产力。尤其在AI技术冲击就业的背景下,UBI可以作为“减震器”,缓和因职业转型导致的阵痛,让劳工有更大回旋余地应对变革。
- 贫困、健康与社会福祉: UBI直接提高了底层民众的收入水平,因此在减贫和提升福祉方面显示出明显效果。几乎所有试点都报告了贫困率下降或受助者生活水平上升的证据。例如,阿拉斯加的常年分红将贫困人口减少了20-40% ;巴西马力卡市的UBI项目让参与家庭收入增加了9%,并对女性和有儿童的家庭带来格外大的正面影响。多国现金转移研究综述也得出结论:“UBI类型的项目能够缓解贫困,改善健康和教育结果” 。在健康方面,由于收入稳定,受益人压力降低,心理健康改善,这是芬兰、美国斯托克顿、韩国京畿道青年津贴等多地的共同发现。芬兰实验中,UBI组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显著好于对照组。斯托克顿的项目降低了受助者的抑郁焦虑水平。韩国京畿道对24岁青年发放每年100万韩元(约合900美元)的青年基本收入,调查显示他们的主观幸福度、精神健康、锻炼频率和营养状况均有改善。贫困的减少和生活稳定性的增强也带来了社会效应:如印度村庄实验中,孩子体格更好、上学率提高,青年更有资金外出寻找工作或创业,村民债务减少、摆脱高利贷循环。这些都增强了社会的人力资本。UBI还可能减少犯罪率和社会冲突,因为经济压力往往与治安问题相关;如果人人都有基本保障,偷盗抢劫的动机或许降低。当然,这些是推测,尚需更多数据验证。一些UBI项目(如巴西马力卡)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应急缓冲作用:由于已有UBI体系,政府可以迅速增加发放额度救助受冲击家庭。这显示UBI提供了社会韧性,在危机时稳定民生。
- 收入分配与社会流动: UBI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筹资和发放的净效应。如果通过累进税来为UBI筹资,那高收入者净付出、低收入者净受益,将缩小收入差距。即使通过间接税筹资,只要UBI金额对低收入者而言占收入比重大,对高收入者比例小,也有再分配效果。举例来说,加拿大家庭福利金(某种类似儿童UBI)就显著降低了儿童贫困率。在更大的范围,UBI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应对技术垄断收益的一种分配手段:未来AI和机器人带来的利润高度集中在资本方,通过UBI把部分收益还给全民,可以避免“赢家通吃”的局面,维持社会阶层的和谐及中产阶级的规模。不过,也有人担心UBI会不会成为富人给穷人的安抚奖,而不去解决结构性问题,例如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劳动者谈判能力提升等。如果UBI水平不高,只够糊口,那么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只是底线稍微抬高了一点。因此UBI不是万能药,但在配合其他政策下,确实有助于打造更包容的社会基础。
总体而言,社会影响评价倾向于UBI能带来许多正效应:减少贫困、提高全民抗风险能力、改善健康和教育、增强社会团结等。而对劳动动力的负面冲击并未在研究中大规模出现 。当然,这些结论主要基于有限期限、有限人群的试点,以及一些特殊环境下的政策(如石油红利)。全面实施UBI仍是未被实践检验的社会实验,其长远影响需要持续观测。但正如芬兰试验报告所言:“就业受许多因素影响,不只是金钱激励” 。UBI提供了新的制度可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保障的目标。在AI和自动化时代,保证每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或许需要从“人人都有工作”转变为“人人都有收入”这一基本安全感。
全球UBI实验及数据汇总
过去几十年,各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基本收入试验或类似政策实践,规模和结果各异。下表汇总了全球具有代表性的UBI实验的核心数据和发现:
国家/地区 | 时间 | 覆盖人群 | 支付水平与频率 | 实验性质 | 主要结果 |
---|---|---|---|---|---|
加拿大曼尼托巴(多芬市) | 1974-1979 | 全体居民约1,300人(实验城镇) | 基本收入保障: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补足,类似负所得税 | 政府试点 (Mincome) | 就业略有下降(主要为新妈妈和在校青年少工作),居民健康改善,医院就诊率降低。 |
美国数城负所得税试验 | 1968-1975 | 五处地区低收入家庭数千户 | 保证最低收入,超出部分收入按50%~70%税率扣减补助 | 政府试点 | 工作时间小幅减少(配偶和青年每周减少1-2小时),学业参与提高;政策后续政治阻力大。 |
伊朗全国现金补贴 | 2011-至今 | 全国公民约7000万 | 月人均~40美元(初期,相当于收入的28%) | 政策实施 | 劳动参与未降低,女性就业略增
;高通胀主要由能源价格放开导致。 |
印度马德亚邦试点 | 2011-2012 | 农村8村共约6000人(+1个部落村) | 成人每月 ₹200 提高到 ₹300,儿童半额,连续12-18个月 | NGO/学术试点 | 营养、卫生、教育改善
;自营就业增加 ;无滥用酒精现象 。 |
芬兰 | 2017-2018 | 随机抽取2000名失业者 (25-58岁) | 月 €560 无条件发放,持续2年 | 政府试点 | 就业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幸福感和健康显著提高 。 |
肯尼亚 (GiveDirectly) | 2018-至今 | 300余村约2万多人(农村贫困人口) | 月 $22.5,随机分为长期12年、短期2年、一次性对照组 | 慈善试验 (RCT) | 未减少工作时长,转向创业
;收入提高,食品安全改善,无懒惰现象 。 |
美国加州斯托克顿 | 2019-2020 | 125名低收入成年人 (年收入低于该市中位数) | 月 $500,无条件,持续24个月 | 私募资地方试点 | 全职就业率明显上升(+12百分点)
;收入波动降低 ,心理压力减少 。 |
韩国京畿道青年 | 2019-至今 | 24岁本地青年,每季度申领者约12万
|
每季度 ₩250,000 (年共 ₩1,000,000),当地货币形式 | 地方政策 | 提高了幸福感和健康指标
;受助者更积极寻找工作机会(定性访谈)。 |
巴西马力卡 (RBC计划) | 2019-至今 | 低收入居民约42,000人(占全市1/4)
;2021年扩大到93,000人 |
人均月 ₳130(马力卡市的数字货币Mumbuca,与巴西雷亚尔1:1,可本地使用) | 市政政策 (永久) | 受助家庭收入提高9%,消费支出增加5%
;女性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受益更大 ;部分劳动力减少工作以在疫情期间居家(有每户每月$79的劳收替代) ;儿童教育和健康指标有改善趋势 。 |
阿拉斯加石油红利 | 1982-至今 | 全体阿拉斯加州居民 (~73万人) | 每年一次性分红 ~$1,000-$2,000 (随油价和基金收益波动) | 政策实施 (永久) | 没有降低劳动参与率,略提高兼职比重
;贫困率下降20%以上 ;对经济有稳定器作用,无明显通胀效应。 |
表:主要UBI试验和项目概览及其效果等上述数据表明,不同国家和情境下UBI的效果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在于:基本收入普遍改善了受益者的生活福祉(减贫、健康等),且没有出现大规模工作意愿丧失的情况。差异在于:对就业行为的细微影响各不相同,例如芬兰未见显著变化,斯托克顿和印度实验显示部分增加自我提升或就业,巴西马力卡的长期项目观察到一些劳动收缩迹象(可能因疫情因素)。这提示我们,UBI效果取决于支付水平、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复杂因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UBI与替代政策的对比分析
在探讨UBI可行性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其他应对技术变革和保障民生的政策工具。两种经常被提出的替代或补充方案是全民就业保障(Job Guarantee)和缩短工时(Worktime Reduction)。它们各有优劣,下面将UBI与其进行对比:
- 全民就业保障 (Job Guarantee, JG): 政府承诺为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公共部门或补贴就业岗位,支付基本工资。其核心理念是**“工作保底”而非“收入保底”,通过公共就业项目实现充分就业。相比UBI,JG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它直接创造有价值的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如环境治理、护理、社区服务等),把失业人力转化为社会产出;另一方面,拿工资而非救济可以避免“无所事事”的批评,符合劳动伦理。JG支持者认为这能维护劳动力技能、尊严,并防止劳动力市场出现过低工资(政府基本岗位的工资形成底薪标准)。但是JG也有明显缺点**:1)执行复杂:政府需要设立庞大的就业项目,匹配各类人员技能,与私人部门竞争或合作,会涉及大量官僚管理,成本不菲;2)无法涵盖不适合工作的人(残障人士、全职照护者等),而UBI覆盖所有人;3)JG虽然提供工作,但强制每个人都去上班,否则就无收入,这被批评为另一种“强制劳动”或工作福利制延续,剥夺了个人选择自由。而且如果技术进步真的显著减少对人类劳动的需求,政府安排的工作可能变成“挖坑填坑”式的臃肿低效。相比之下,UBI提供选择的自由:有工作机会的人可工作并同时拿UBI,没有合适工作的至少还有基本收入生存,不会逼迫人接受不愿意的岗位。从实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倾向JG思路(如昔日美国的新政公共工程、印度的农村就业保障法每年给农村家庭提供100天公工机会),这些项目确实改善了某些社区设施,但常面临浪费和管理问题。UBI则尚无国家全面实施。总体而言,JG强调“人人有事做”,UBI强调“人人有钱花”,前者政治上或更容易争取劳工阶层支持,后者则更能适应自动化带来的“无就业增长”状况。
- 缩短工时(如每周4天工作制):这是通过劳动制度改革应对技术进步的一种路径。假设生产率提高,则可以让每个人少工作些时间,把腾出的岗位让给失业者,从而实现“工作共享”。一些欧洲国家和企业已尝试每周32小时制、6小时工作日等,报告显示员工幸福度提高、生产率不降反升的情况。这一政策的优势在于:维护了就业率(更多人参与部分工作,而非部分人完全失业),并提升了生活质量和健康(有更多休闲和家庭时间)。对应AI冲击,它意味着让人类与机器共享劳动成果——机器提高效率,人类享受更多闲暇和相同报酬。与UBI相比,缩短工时不需要财政支出,属于劳动规制范畴。然而劣势也明显:首先,不同行业、岗位的情况差异很大,强制统一减时可能给一些行业带来困难(如医疗、应急服务不能简单减少时间)。其次,如果法律只缩时不保薪,则等于变相降低收入水平,劳动者未必支持;若缩时保薪,则对中小企业成本压力大,需要社会协商。再次,缩短工时主要惠及在职员工,对失业者、弱势群体作用有限,而UBI直接惠及每个人。也就是说,它不能解决无工可缩的人群问题。此外,缩时未必适应每个人的偏好,有的人愿意多赚点钱也多工作,这种灵活性UBI可以提供(拿基本收入+选择全职或兼职),但法律一刀切工时就较死板。综合来看,缩短工时作为应对自动化失业的一种方案,在某些高收入、高生产率国家可能部分可行,但无法取代社会保障功能,只能作为促进就业均衡的措施。
- 其他政策对比: 除了上述两者,还有负所得税(NIT)、有条件现金转移(如保障性养老金、儿童金)等方案。负所得税和UBI在数学上可等效(皆保证每人最低收入),差别在于NIT通过税收系统按年结算,UBI则按月发放,NIT更隐形而UBI更直接。历史实验显示NIT也能减贫但不消除福利陷阱(年终结算可能导致工作时顾虑)。全民基本服务也是一种思路:提供免费教育、医疗、住房补贴等公共服务以减轻生活成本,而非直接给现金。这在北欧实践较多,效果很好,但未解决可支配现金收入的问题。UBI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大程度尊重个人选择:不限定福利的使用途径,也不强制服务,人们可根据自身需要支配资金。
应对AI冲击和社会变革的适用性:
- 在一个因AI而就业机会减少的未来,UBI的优势是直接为每个人提供收入,去工作化地保障生活,让人们可以从事创造性、艺术性、志愿者等非市场活动,而不至于陷入贫困。这种适应性在科技失业的极端情况下尤为重要。相比之下,工作保障政策若无足够有意义的职位可供安排,可能陷入困境。
- UBI也有利于支持人们再培训和教育。当AI使得某些技能过时,成年人可以靠UBI支撑基本生活,腾出时间学习新技能,转换职业跑道,而不怕失去收入来源。
- 对于社会变革,如零工经济的兴起、传统长期就业模式被打破,UBI提供了一种底层安全网,帮助自由职业者、零工者应对收入波动。工作保障和缩短工时主要针对标准就业人群,难惠及这些非标准劳动者。
- 然而UBI并不能解决所有AI带来的问题,例如社会意义和成就感:许多人需要工作来获得价值感,UBI只能给钱,不能给“事做”。在这方面,工作保障提供了参与社会建设的机会。或许未来的理想模式是UBI+志愿或社区工作结合,让人们不为稻粱谋,但仍可以通过贡献社区获得成就感。
- 缩短工时在高度自动化场景下也有吸引力,它把技术红利转化为全民休闲红利。如果AI大幅提高了效率,一个社会也许可以选择每个人每周只工作2天,其余时间发展自我,实现一种“闲暇社会”。但目前生产力水平离此尚远,过快减少工时会影响经济竞争力。因此短期内UBI和就业保障是更现实的讨论。
综合比较: UBI强调自由和简洁,但成本高;就业保障强调有为和体面,但实施难;缩短工时强调均衡和休闲,但对底层保障不足。不同国家或可根据自身价值取向和实际条件,选择不同组合。例如,有学者提出部分基本收入+公共就业计划的混合策略:给每人一小笔UBI保底,再提供自愿参加的公益就业获取额外收入。这可能融合了优点,也摊薄了成本。关键是明确政策目标——如果重在消除贫困和保障转型,UBI手段直接有效;如果重在充分就业和社会整合,工作保障更契合。应对AI长远影响或许需要突破传统“就业至上”的范式,将“人人有尊严地活”作为目标,而UBI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的大胆探索。
结论
经过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维度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UBI从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正逐步通过试验和研究展现出现实可行性的一面。技术上,区块链、AI和数字支付手段为UBI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使大规模、高频率的资金发放成为可能且高效。经济上,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试点并未引发失控的通胀或大面积的劳动萎缩,相反在减贫和稳定经济方面显现积极作用。UBI的财政挑战虽然巨大,但并非不可逾越: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和资源分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尝试部分落实UBI(如阿拉斯加、伊朗、马力卡),证明了其可持续运作的可能性,尽管保障水平还有限。社会上,UBI体现了一种包容性的福利观,尊重每个人基本生存权利,从试点结果看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参与度。同时,关于“UBI会让人变懒”的担忧在诸多实证中没有出现。这为UBI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也促使政策制定者认真考虑将其纳入未来政策选项。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规模化实施UBI仍有许多未解难题。财政上的权衡、政策与现有制度的衔接、公众观念的转变,都需要在持续试验和民主讨论中逐步解决。或许UBI不一定以纯粹形态出现,但其理念可能融入混合政策,为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提供新范式。在面临自动化和AI挑战的21世纪,传统的就业和福利制度正承受压力,UBI及其变体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想象“工作-收入-保障”关系的契机。
最后,UBI不应被视作万灵药,而是社会进步工具箱中的一件利器。结合就业政策、教育培训、公共服务一起使用,才能发挥更大效力。对于那些担心UBI会让人们失去奋斗动力的人,斯托克顿市长的一句线下感言或许可以回应:“最好的脱贫方法,就是直接把人从贫困中拉出来” 。UBI所做的,正是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赋权于人,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站稳脚跟,再追求更好的生活。未来的岁月里,UBI是否会从试验走向普及,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理念,让技术为之护航,让经济为之支撑,让社会为之接受。我们已有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支撑这场变革。展望未来,UBI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现实,当下的探索将为后人绘制蓝图,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公平、有保障的方向迈进。
本文数据来源:
- (Frontiers |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n blockchain: the case of circles UBI)
- (Exploring Universal Basic Income : A Guide to Navigating Concepts, Evidence, and Practices)
- (Five reasons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and cryptocurrency are a perfect fit — Crypto Altruism)
- (AI-Powered UBI – TheFinRate)
- (Basic Income – Will it cause inflation?)
- (Frontiers | AI: UBI Income Portfolio Adjustment to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 (Early findings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UBI study | GiveDirectly)
- (Andrew Yang’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Proposal)
- (Finland: results of the minimum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and employers’ views )
- (Exploring Universal Basic Income : A Guide to Navigating Concepts, Evidence, and Practices)
- (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India – a promising experience | degrowth.info )
- (New Release: First paper from the Maricá Basic Income Evaluation – Jain Family Institute)
- (Basic Income – Will it cause inflation?) (Basic Income – Will it cause inflation?)
- (Alaska Permanent Fund – Wikipedia)
- (LEP Source | Cash transfers and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 (New Release: First paper from the Maricá Basic Income Evaluation – Jain Family Institute)
-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on …)
- (People’s Contrasting Attitudes Toward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
- (Study Shows Stockton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Led to …)
- (Stockton’s Basic-Income Experiment Pays Off – The Atlantic)
- (Early findings from the world’s largest UBI study | GiveDirectly)
- (South Korea: The report on Youth Basic Income in Gyeonggi Province | BIEN —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 (What were the results of Finland’s basic income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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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大荒, 微米公司创始人,创新策略、数字资产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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